司法網絡拍賣所展現的科技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的特殊價值，值得認真的呵護與理性的總結。

  日前，“中國強制執行法體系研究”課題組發布的《中國網絡司法拍賣發展報告》指出，中國司法拍賣“觸網”5年來，共為當事人節省傭金高達81億元。這使司法網絡拍賣這一原來被許多人質疑與詰問的法院執行方式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認可，成為司法為民的一種創新行動與法治成果。其所展現的科技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的特殊價值值得認真的呵護與理性的總結。

  其一，科技化。網絡的跨地域性和全天候、交易的及時和便捷都使網絡成為人類智慧的技術延伸，讓我們在人類智慧的深處認識世界、把握世界和運作世界。當今，互聯網已經成為了人們的一種基本的生活方式，人、機、環境甚至人的意識，都被互聯網連接在一個虛實融合的網絡系統之中?；ヂ摼W的存在方式改變了我們的社會交往，它使交易和市場有了新的空間和新樣式。而作為糾紛解決中對涉案財物的及時變現與移轉的拍賣這一特殊的交易，其科技化的平臺建設與空間拓展，使得涉案財產得以通過網絡市場，在更多人參與、競爭和信息更加對稱的情境下，更加便捷和更低成本地獲得交易的機會與條件，從而進一步促進糾紛的解決和裁判的及時執行，有效消除了財產的糾紛狀態和懸而未決的不穩定狀態，更加充分地保障了當事人權利的便捷實現，也維護了司法的效率性與及時性，提升了司法權威。

  其二，市場化。拍賣本質上就是一種交易。相比實體的拍賣場域而言，它有著更加廣闊和開放的交易空間和交易可能性，網絡司法拍賣既可以促進拍賣價值最大化，也可以促進交易成本的降低，其成效率、溢價率和成本節省度都優于傳統的司法拍賣，因而能夠最大限度地通過充分的競價讓拍賣品實現更高的價值。只有讓潛在的購買者和出賣者得到充分的主體參與、信息交流和出價競爭，才能實現拍賣物品價值的最大市場博弈和最優利益獲取。網絡拍賣平臺正是這樣一種交易渠道與互動空間，它使涉案的財產能夠得到最佳的價值體現，實現最大的貨幣轉化，從而為達到司法解紛目標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同時，網絡拍賣這一商業模式，最大限度地節省了實體場地費用和交易傭金等實體經營成本，也簡化了委托拍賣師，進行實體拍賣的行業門檻的限定，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的門檻、提升了交易信息的便捷性和對稱性，同時又節約了交易的成本，使當事人的利益最小和最少地受到交易成本的阻限，實現了化解資本因糾紛所產生的懸滯，達到了促進交易的社會目標。

  其三，法治化。網絡司法拍賣使法院的執行權力在涉案財產的處置上更加公正透明，程序更加正當規范。原來在司法中涉及到的財產處置，有不公開、不透明，缺乏權力監督的弱點，并因此產生過司法腐敗現象。通過司法網絡拍賣平臺的建立，司法機關實質上是將傳統上由法院行使的“以物抵債”和委托拍賣機構拍賣的傳統方式轉變為完全公開的、可參與和可監督的互聯網方式，實現將特定物品或者財產權利轉讓給最高應價者。這樣，司法機關對于涉案財產的處置就變得更加公平、公開和更加透明，也易于受到社會的權利監督與當事人及相關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制衡，從而實現了對司法權力更加透明、陽光和開放、有效的平臺限制及過程監督，使司法網絡拍賣這一特殊的交易方式以融貫著科技媒介與承載的方式實現最優的司法化。這種將司法權力置于開放、持續和可監督的公共平臺之上來有效運作的財產處置方式，也是與司法權力運作的民主化與科學化趨勢相契合的。同時，網絡司法拍賣也需要更加權威、全面和完善的立法作為支撐。雖然新的民訴法規定了人民法院擁有執行拍賣的職權，但是，面對網絡這一全新的拍賣場域和科技化平臺，仍然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制度設計和程序規則，需要國家通過強制執行的立法來實現網絡拍賣方式的原則、規范和程序建構，使網絡司法拍賣成為市場經濟這一法治經濟的經常性的制度化形態，讓司法權力的運作有更加規范化和法治化的制度與法律的保障。

  總之，網絡司法拍賣可以說是適應了“互聯網+”的社會數字化發展和人民群眾的現實訴求，通過司法的糾紛化解探索和當事人權利博弈實踐所產生出來的符合市場取向與科學技術可能的重要的司法舉措。它是司法權力運作中應對主要財產處置難題所作出的市場化和科技化的最優司法程序設計，也是人民法院回應人民需要和解紛責任擔當的方法創新。盡管其具體應用中存在著某些困難與問題，但是，它是符合市場規律和司法規律的有益探求，需要進一步地探索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