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個人住房征收房產稅，是近年來頗受關注的稅制改革之一。日前公布的《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就此表示：“今年會有具體動作”。此消息一出，讓處在“限購”、“限貸”和“國五條”下的樓市調控再度繃緊了神經。

　　應該說，開征房產稅增加了應稅住房購買者的持有成本，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炒作心理，但對抑制高房價能否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尚無定論。此前，國家有關部門已在上海、重慶啟動房產稅試點，但從實施效果來看并非盡如人意。因此，我們想說的是，房產稅涉及公民的重要財產權，不能為了某種短期需要而倉促推出。

　　我國的樓市調控已逾十年，從調控方式來看，行政手段強于稅收和市場手段是一個基本特征。但事與愿違的是，樓市調控陷入了“越調越漲、越漲越調”的車輪戰。如今，面對房價持續上漲的嚴峻形勢，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開始采取直接限制定價的行政干預手段。面對這種情況，人民日報近期刊文指出，要解決當前房價居高不下的困局，不能一味地“限價”、“限購”，而要打“長效針”。應該說，這個觀點的提出，推進了我們對樓市調控政策的反思。

　　樓市調控在當今中國是一個頗為復雜的問題。具體說來，樓市調控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問題，而是一個牽扯到政治、社會、經濟的多領域、多層次的問題。因此，政府樓市調控措施的影響也遠遠超越了房價本身。例如，前一段時間許多媒體都報道，“國五條”出臺后，許多城市出現了連夜排隊離婚的景象，以致很多人士感嘆“國五條”改變了中國人對婚姻的傳統觀念。

　　我們相信，出現排隊離婚之類的現象決非“國五條”的初衷。但是，反觀過去十年的樓市調控歷程，類似始料不及的情況卻屢有發生，原因就在于，“國五條”力度雖大，但延續的卻是一套不變的思路。與此同時，在如此之長的調控歷程中，其他調控思路卻始終沒有進入公眾視野。這就讓我們不得不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即我們究竟應該采用什么方法來制定宏觀經濟的調控政策？

　　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一方面，城市土地和住房的供給不可能無限制的增加；另一方面，持續的經濟增長使人民對住房的需求持續增長，無法消滅，也不應到予以壓制。而住房本身并非均質化的產品，城市與鄉村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以及街區與街區之間的差異，使得老百姓因為居住地點不同，獲得社會服務的水平也存在天壤之別。在這種現實情況之下，調控房價的最佳途徑應該是努力把人口從一線大城市向二三線城市分流，為此政府應該將精力集中于避免城市功能過于集中、努力縮小乃至最終消除二三線城市在提供社會服務水平方面與一線大城市的差距，而不是僅僅在一線城市搞“限價”、“限購”。

　　從政策制定的角度講，由于樓市調控實際上是一個雜揉著社會、經濟等多種因素的復雜、多面的課題，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所有利益相關的人都能夠參與決策的過程，使各種方案的利弊得到充分討論，使各方的利益得到基本平衡，進而形成社會共識，多管齊下，多方治理。

　　毋庸諱言，以往各項調控政策難以奏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政策的著眼點則始終局限于主管部門分管的領域和某個地方政府主管的區域。這樣的政策，不僅無法治愈房價持續高燒的病根，更容易被少數利益集團和局部地區的利益所綁架，最終與調控的整體目標背道而馳。

　　所以，尋找樓市調控的根本出路，恐怕工夫還在這個題目本身之外。

（中華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