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者有其屋，是基本的民生訴求。許多年輕人來到大城市打拼，居住就成了首要解決的問題。由于經濟條件有限，群租就成了許多人的選擇。群租既因其低廉的租金在社會上客觀存在，又因給社區其他居民正常生活帶來極大困擾而聲名狼藉。然而，既然租房者有能力在大城市找到工作，就說明城市發展需要他們的雙手。應對群租，不能光靠一個“禁”字，最重要的是加強監督和服務。

“房租又漲了”成了媒體上最常見的新聞之一。統計數據顯示，全國房租已連漲46個月，高房租成了剛上班的年輕人以及外來務工人員最大的心病。為了在大城市落腳，他們不僅住得離市中心越來越遠，還常常幾個人群租在一套小居室里。社會學家顧曉鳴表示群租其實由來已久。上海老早就有“七十二家房客”，這就是群租。群租，全世界都有，去美國游學，哈佛大學旁邊的一間公寓房，隔成四間，一個月135美元。所以，對于群租不要視為洪水猛獸。

為規范群租，保障安全，7月中旬，北京出臺文件，規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不得少于5平方米，每個房間不得超過2人。2012年，上海也出臺了相關規定，不得將原始設計的房間分隔并按床位出租。杭州市打算通過提高群租房物業收費規范房屋群租管理。然而，在“租金高、租房難”的背景下，階段性治理很難見效，往往是一陣風過后，群租客再次回流。

群租屢禁難止，房租越漲越高，反映的是大城市“人多房緊”的現狀。幾十年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鄉資源失衡，不同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成了人才的磁石。為了更多的發展機會，人們不斷從小城鎮涌入大城市，大城市的負擔越來越重。這兩年，大城市住房限購等調控政策，也將一部分有購房能力的人推向租房市場，進一步放大了房屋租賃需求。

實際上，租金上漲過快只是在大城市出現的狀況。在許多二三線中小城市，由于流動人口少、房源供應足，房租漲幅不大。所以，控制大城市的房租，一方面要刺激和鼓勵更多房源入市，增加公租房有效供給。另一方面，需要適當分解城市功能，控制城市規模，讓學校、醫院等優質資源逐步向中小城市分流，讓大城市“減負”，為小城市“加油”，逐步提升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只有供求關系緩解了，高漲的房租才可能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