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積金不是唐僧肉，當前的公積金主要是存在管理體制上的問題，以及加上我國近幾年來房地產發展過熱，工資增長遠跟不上房價的上漲，普遍導致公積金使用率不高等問題，但這并不成為地方政府部門可以擅自挪用的理由

　　近來，飽受詬病的住房公積金管理，已成媒體關注的熱點?！秶H金融報》也刊登了題為“公積金管理缺乏‘法治’”的文章，并對“地方政府部門擅自挪用公積金增值收益建設保障房”提出了質疑(見本報9月1日B版)，引起了社會熱議。不少讀者認為，公積金是老百姓委托政府部門管理的買房資金，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采用公權力擅自挪用，這是監管部門的最大失職。那么，公積金增值收益為何不能用于保障房建設?

　　眾所周知，公積金增值收益由兩部分組成，即一部分是繳存人所繳存的資金放銀行產生的銀行利息，另一部分是將繳存人繳存的資金匯集，向購房者發放貸款所產生的利息收入。公積金屬于繳存人的財產，由公積金產生的一切增值收益也屬于全體繳存人的財產。作為每個繳存人應該享受全部公積金增值收益，而現在繳存人只獲得銀行存款利息這一部分，另一部分被挪作社會保障房建設。

　　將公積金增值收益用于社會保障房建設，首先與國家法律沖突。國務院2002年修訂后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下稱《條例》)作了明確詮釋，公積金是單位及其在職職工繳存的長期住房儲金;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和所在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屬于個人所有。那么，公積金增值收益是公積金運行中滋生的，屬不屬于全體繳存人的私有財產呢?

　　我國法律《民法通則》和《經濟法》、《物權法》對私人的財產所有權都有明確界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動產，依法享有占用、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毋庸置疑，從法律上看，公積金增值收益來源于公積金，沒有公積金就沒有公積金增值收益，同屬全體繳存人的財產，均受法律保護。相反，將公積金增值收益用于社會保障房建設，無法律依據，即使將國務院公積金《條例》作法律依據，但當它與法律沖突時，按照法律慣例應以上位法《民法通則》或《經濟法》、《物權法》為準。

　　其次，地方政府部門通過公權力的方式，進行強征，來取得公積金增值收益使用權和所有權，這是超越法律的行為。

　　公積金本是有助于工薪階層轉變住房分配機制，將住房的實物福利分配通過住房公積金的形式轉變為貨幣工資分配，是減輕繳存人買房壓力的一種制度或機制。雖說是一種住房保障性措施，但不論從公積金本義和法律，并不具有承擔社會性保障房公益事業的義務和功能。

　　而發展社會性保障建設是屬于國家公共財政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一大任務，如同國家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社會保障和就業等事務，應直接納入國家每年預算，由政府財政出資解決。一些地方政府門以建設保障房的名義，通過發文強制征用甚至通過地方立法，將公積金增值收益作為“財政資金”，來發展社會性保障房建設，成了“明正言順”挪用的理由，實質上侵占了全體繳存人的財產，沒有法律依據，也是違憲的。這在我們法治社會成了自我嘲諷，也反映出一開始建立公積金制度，在制訂管理《條例》行政法規上出現了“錯位”。

　　第三，由于對不少地方挪用公積金增值收益建保障房，沒有制約措施，除有悖于公積金互助性原則產生新的不公外，也給公積金管理帶來一系例法律問題。

　　比如，用公積金建設保障房中的公租房，一旦上市產權轉移值后，與政府土地投資方在收益上分成比例是多少，由誰來監管?如何確保這些資金返回公積金資金池。又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為提高公積金使用率，擅自將公積金或增值收益，用于發展地方性其他項目投資，或購買銀行理財產品，所產生的“收益”究竟歸誰?這些“收益”到哪里去了?再比如，還有些地方政府部門提出準備將公積金直接進入債市，債市不是只賺不賠之地，虧了算誰的，又由誰來擔責?賺了又歸誰呢?等等。

　　這些所謂的“辦法”，說白了，就是游走在法律或監管的盲區，把公積金當成額外“預算”，既可不征得廣大繳存人同意，也不向社會公開，包括地方公積金管理中心每年運行成本多少，壞賬多少，增值收益多少等相關信息，都不向社會公開，使公積金成為地方政府的“小金庫”，擅自挪用資金的“黑洞”，乃至產生腐敗

　　所以，從法律上說，公積金包括增值收益均屬全體繳存人的私人財產，不能用于社會性保障房建設。有人提出，公積金增值收益還存爭議，不應回歸于全體繳存人，這是模糊法律概念，也是為地方政府部門挪用找“托辭”。

　　公積金不是唐僧肉，當前的公積金主要是存在管理體制上的問題，以及加上我國近幾年來房地產發展過熱，工資增長遠跟不上房價的上漲，普遍導致公積金使用率不高等問題，但這并不成為地方政府部門可以擅自挪用的理由。中國的公積金管理制度面臨了徹底改革。沒有法治下的公積金管理“頂層設計”，一切設想都是“空中樓閣”。公積金是老百姓繳存的錢，公積金亟需法治。